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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祈祷, 和共产党恋爱: 一场中国指导的藏地公路之旅

49岁的扎达是达扎寺的“活佛”。
49岁的扎达是达扎寺的“活佛”。
(Jonathan Kaiman / Los Angeles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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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公路旅行在中国严管的地区中进行。

我们车前往山上, 进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深处。它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 毗邻西藏, 有一半以上的居民为藏民。

同行者中有五位外国记者, 还有摄像人员、翻译、若干中国记者, 大家坐在两辆小面包车中, 与监管人员肩并肩: 四川和上海的共产党官员。一路上, 我们途径零星的村落、高原草地和巍峨的山峦。

数不胜数的宣传板在高速公路上出现, 有的有几层楼高。

阿坝自治州若尔盖县达扎寺,僧人和官员一边朝祈祷室走,一边聊天。
阿坝自治州若尔盖县达扎寺,僧人和官员一边朝祈祷室走,一边聊天。
(Jonathan Kaiman / Los Angeles Times )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一个牌子写着。“爱国, 爱党, 爱教, ”另一个写着。“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第三个写着。

中国政府在2016年发起了一项宣传藏区的活动, 带领若干外国记者代表, 前往此前封闭的地区。

藏人倡导团体常把中国对西藏及周边地区如阿坝的主权看作是外国势力残暴的剥削和占领。共产党目前尝试撤回这种说法——表明中国改善了藏民的生活, 为他们修路、供电, 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 另外提供其他通往现代财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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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的不稳定由来已久。尽管位于高度受限的西藏自治区之外, 但这个自治州的许多区域不允许外国人进入, 外界对这里的日常生活所知甚少。

2008年反对中国的暴乱震动了中国藏区。当局随后进行大规模拘留展示武力并以“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僧人在寺中挂上中国领导人的肖像。2009年以来, 有超过140名藏人在抗议中自焚。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来自阿坝。

我们在路上度过八天, 在自治州内旅行1000英里, 见到92万人口中的部分人。

每天在拥挤的路上度过的时间长达12小时或更多, 不能单独用餐, 也不能在不受监护的情况下采访。不过这次旅行提供了罕见的报道机会, 不承担政府报复的风险。

我们参观了一处太阳能发电厂、一家藏药厂、一家牦牛奶奶粉加工厂。每个都自称拥有产能或产量, 但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工人的无菌长廊和原始的金属机械。

我们参观了藏族老人的家, 一所藏族儿童学校, 还有几处旅游营地, 汉族的城市居民来到这里, 睡在帐篷中, 为体游牧生活付出不菲的费用。

我们十分期待采访“活佛”, 可以询问在华藏人所经常面临的宗教压迫。

活佛是政府批准的在中国实践佛教的人, 受到高度推崇。官员在这次旅行中一再强调, 藏民可以自由信教, 计划在第四天进行的采访是他们证明的机会。

达扎寺的49岁藏族僧人很快出现在寺中的会客室, 穿着酒红色长袍、戴着眼镜的他怡然自得。他是如此的亲切, 以至于缺乏幽默感和傲慢的中共官员在他面前也稍显谦逊。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叫扎达。

阿坝州一处路边的旅游景点,一名藏族女性正在拨动转经筒。
阿坝州一处路边的旅游景点,一名藏族女性正在拨动转经筒。
(Jonathan Kaiman / Los Angeles Times )

他走近记者和官员, 和我们握手。“我是德国足球的球迷, ”他告诉一位德国记者, 假装用右脚踢了一下。记者笑起来。僧人而后坐在房间前面, 我们拿起笔记本。

他开始基于脚本接受采访, 称赞政府为寺中的图书馆捐书, 称该地区新建的公路和手机信号塔改善了僧人的生活, 使他们能够将藏族文化分享给世界。

“你怎么看待达赖喇嘛? ”一位新加坡记者问。

这个问题极其敏感。许多藏人将达赖喇嘛推崇为精神领袖; 1959年, 起义失败后, 他从喜拉雅地区逃走, 中国当局指责其为“分裂分子”, 不允许其返回。在中国, 公开赞扬这位81岁的僧人可能引起国家安全部门的探访, 甚至监禁。

这位活佛吸了口气, 房间安静了下来。

他的回答很神奇。“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其他的许多喇嘛都是活佛, ”他说。“我们尊敬他们。”

这是扎达在高压之下对精神领袖表达的支持吗? 他是否跨越了界限?

记者疑惑地愣神。我们在旅途中遇到的其他人, 包括官员和藏人, 都拒绝谈论达赖喇嘛, 抑或称他为分裂分子, 与党保持一致。

答案没有揭晓。很快, 活佛站了起来, 官员把我们赶出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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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自治州路边旅游景点的汉族中国游客。
阿坝自治州路边旅游景点的汉族中国游客。
(Jonathan Kaiman / Los Angeles Times )

导游闫丹凤 (音) 是一名汉族官员, 在村子里, 她带我们穿过一排排的整洁的石房, 每个都有三层。内部闻起来像是锯屑。

她说, 村子里的202名游牧民因2008年的强震搬家。他们自己买了房子, 把它们变成了住宿旅馆, 她说。

但在45家中, 只有七个是营业的旅馆; 其余的正在修建。我们只看到两名游客。村民不愿讲述生活中的更多细节, 更不愿描述重新安置的感觉。

官员把我们带到一间会议室, 大多是年老者的本地人围坐在一起接待我们。“现在是和普通百姓的简单见面会, ”省官员肖永刚 (音)说。“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问。”

一个记者问, 村民能否讲讲日常都做些什么。

“我们村子作为一个公社经营, ”导游闫说。“日常生活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能听一个本地的村民讲讲吗? ”我问。

当地人不舒服地回避了一下。“告诉他们你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闫说。无人应答。

“随便说说, ”肖说。

大约一分钟后, 官员们指了一个年轻的讲普通话的村民。他走到房间前面。

“我们的生活是, 每天起床, 然后吃饭, ”这位32岁的男子说, 他的中文名叫白马穆 (音) 。“然后出去工作, 干农活。然后吃饭, 下午, 如果是夏天就接着干活。然后吃晚饭。”

“这就是一天的生活, ”他说。“就这样。”

官员和当地藏民看上去很焦虑, 担心任何偏离政党的内容都会破坏他们的正常面貌, 展示不和谐的一面, 以及背后的不确定性。

当被问及为什么当局一般禁止外国记者访问西藏自治区时, 旅行的组织者陈伟德 (音) 、四川省媒体官员说, 因为“海拔太高了”, 当局担心访问者的安全。该地区对外国游客开放。

邛溪镇小学的学生,这是一所寄宿学校,招收藏区牧民的孩子。大多数课程用藏语教学。

邛溪镇小学的学生,这是一所寄宿学校,招收藏区牧民的孩子。大多数课程用藏语教学。

(Jonathan Kaiman / Los Angeles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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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受到严密的监控。每次在一个景点停下来, 两到五辆SUV就会在身后停下——都是中年男子, 若有所思的烟民, 大多穿着不合身的polo衫。他们跟着我们报道, 不介绍自己, 也不回答问题。

一切都被记录下来。外国记者记录导游, 中国记者记录外国记者。暗处的人记录我们所有人。

后来的一天晚上, 我和另一名记者溜出酒店, 穿过红原县暗而曲折的小路, 草原边上有一群凌乱的矮楼。我们走进一家小店, 一个藏族家庭出售银饰和佛像。

店主是一位年轻人, 同意回答一些问题。但我们刚把对话转向宗教, 他就停住了, 眼睛突然焦急地看向别处。“我们有一点”宗教自由, 他说。他轻微地颤抖, 并承认, 是的, 他信奉达赖喇嘛。

“这是我们的信仰, ”他说, 合紧自己的手。大概两分钟之后, 我们离开了, 甚至愧于继续提问。

在外面, 我扫视空荡荡的街道, 对尾随的车辆和脚步声保持警惕, 以及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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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尾声, 我们从原开车下来, 周末在景点和小城之间周转。官员似乎放松了一点, 中国媒体开始讲述这次旅行的故事。

“一群外国记者刚刚结束了在藏区的为期一周的旅行, 他们说对旅途感到惊叹, ”新闻中心的官方报道称。其他报道引用外国记者, 称他们称赞该地区的发展和自然景色。

报道没有提到任何的限制, 也没有对出现的村民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没有对“活佛”的任何看法——没有引语, 没有名字, 没有描述。甚至提到我们关于宗教的讨论时, 也不涉及。就好像僧人不存在一样。

本文原以英文发表: Eat, pray, love the Communist Party: a road trip through Tibetan lands, guided b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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